济南景观设计的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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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景观设计的浅谈。 显然，对于这个被中国决策者寄予厚望、以期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引擎，还有讨论的余地和必要。 与博鳌论坛的众多讨论议题一样，主办方让中国政商领袖和来自海外的专业人士坐在了一起，也许是希望能够让中国官员与国外的经验对话更加问题导向。 当主持人芮成钢将这个对话的前半部分留给北京市副市长陈刚、海南省副省长王路和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之后，后半部分外方发言者的经验反馈，多少是在颠覆中国官员推进城镇化的理念和思维，虽然在台上对话的诸位对本场讨论的主题“人的城镇化”是有充分共识的。 北京的城镇化问题比中国的其他城市要难，也更复杂，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未曾经历过的。对于北京每年要增加50万人的困扰，北京市副市长陈刚显然没有一个自信的解决方案，于是，“人的城镇化”在北京的努力中是对目前存在问题的解决，原则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的决定作用。 重新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本届政府开启新一轮改革的支撑点，而政府主导和市场决定这两种本就存在冲突的表述，显然让包括纽约市前副市长丹尼尔·多克托洛夫（Daniel Doctoroff）和洛杉矶郡监事会委员迈克尔·安东诺维奇（Micheal Antonovich）在内的外国的城市管理者们不太摸得到头脑。 接过陈刚和王路的问题，洛杉矶郡监事会委员、都市交通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安东诺维奇的第一句话就颠覆了“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取向。他说，西方人有不同的理念和哲学，不会把很多人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而是会尊重他们个人的权利。接着他发言的彭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纽约前副市长丹尼尔·多克托洛夫则把这个颠覆做到了极致，他将城市增长的能力和能够给人们提供的自由市场程度作为管理城市的指标和标准。 同样作为政府官员的印度计划委员会委员阿伦·玛里亚（Arun Maria）与中国官员对“规划”的理解显然更远，他说：“我负责的是规划，但规划并不是建立一个机器和机制，而是弄明白这个机器能做什么”。他坦言城市化在中国是挑战，在印度也是。但他强调如何提供均等化的城市化基础设施的关键是有专业人士参与的决策过程。他说，应该让人们参与规划和设计，让政府知道公众需要什么，才能让政策有的放矢。 无论是环境、公共卫生、清洁的水和空气，还是就业和教育，都是一个城市所需要的，且都是为了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所需要的。这一点大家都认同。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困扰的是钱从哪里来，如何实现公私部门的合作，从这个起点出发，就有了中国媒体争论良久的财税改革、土地改革等等症结，而印度和美国的城市管理者关心的则是城市里的居民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不谈规划，即便谈到规划，印度的规划者谈的也是从人的需求出发，而且要看到不同的人需求的差异。 同中国一样，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面临着环境污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种种问题。令FT中文网记者惊讶的是，阿伦·玛里亚不断阐述的“参与式规划”管理的理念却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城市——温岭，他在接受FT中文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年多之前他从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得到了启发，在这一理念的提出者、美国教授詹姆斯·S.·费什金（James S. Fishkin）的《When the People Speak》一书中找到了实践的方式，并在印度努力地实践着。 他说，从中国城市学到的经验，是参与式管理，“当你让民众参与到政策的过程中，关注他们的需求，你就知道应该做什么了，而且政府受民众欢迎度也提高了。”他说，土地规划要像美国一样，有工程师的思维，土地用来做什么，需要多大的面积，都要基于民众的需求，“公众才是城市规划的开始和结束”，“底层的需求是城市规划的开始，好的城市规划是公众参与出来的”。 阿伦·玛里亚坦然承认，让政府管理作出这样的思维转变并非易事，会遇到原有官僚体系惯性的抵抗，而他们的解决方式是：对官员“再教育”，让他们知道“参与式管理”的转变是必然要发生的，并培养他们实施“参与式”公共决策的能力。 在他看来，印度还在学习中国的不断改革和政策实施的能力。他还认为，印度的官员已经开始有了变化，因为一旦“民众开始参与制定自己生活城市的规划，就实现了真正的民主。”他说：“即便是威权的政府，也需要听取民众的需求。” 这是一个有趣的状态：印度用从中国学习来的参与式管理实现着官员民主思维的转变，而中国在人的城镇化如何实现这一问题上，却一直是由政府领导和技术人员规划出来的，实现的都是高楼大厦马路笔直的现代化，而距离“参与式”的公共政策过程能够带来的宜居还有着很长的距离。 阿伦·玛里亚说到了关键：中国不是没有决心，不是没有领导力，而是需要一个让人的因素参与进来的决策过程。只有当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改变了自上而下的思维，用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方式来做城市规划决策，中国的城镇化才是“人的城镇化”。 www.dizaozhesheji.com 济南景观规划设计 [编辑:缔造者设计] [返回顶部] |